这类信息如被披露会令我国的国防受到伤害或损害，危及到国家安全。

在一个国家支离破碎、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不要说是宪政建设，其他任何建设都是不可能搞好的。这种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

[15][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页。满汉民族矛盾没有得以妥善处理等等。这种观点实属未尝计及一国前途安危者之所言[17]，实不可取。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二）立宪的可行性不论是清末的预备立宪还是民国时期的训政，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如何在一个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开展有效的立宪政治，实际上着力解决的都是立宪的可行性、操作性的问题。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简单来说就是，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在中国实现当皇帝的梦想都将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而袁世凯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在这期间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溘然长逝，但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则成为了后来民国初年立宪的指导思想。[27] 参见薛刚凌：《海峡两岸行政程序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海峡两岸首届行政法学术研讨会──行政程序法论文集》，第137页。

瑞典《行政程序法》第3条规定：法律与条例的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该法律与条例的规定。公权力对个人所具有的支配性、强权性使得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公权力要依善法行使，其中强大的行政权是否依法行使更是衡量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关键因素。[29] 参见杨小军：《关于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行政合同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合意，行政指导则在于通过被管理者自愿采纳、执行管理者的建议，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知情权的确立源于民主政治的需求，即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在做什么。[14]德国的立法的确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外国行政程序法立法架构之比较研究没有哪部法律象行政程序法那样在各国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内容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各国立法架构的不同。这是行政程序法规定的重点，主要包括：原则;[38]上级机关的命令指挥权;授权(授权的条件、转授权、授权机关的权力、授权或转授权的消灭);授权签字;委托(委托发生的情形、委托的公布);委托办理(委托办理的公布、委托办理的方式、委托办理的事项);行政协助(行政协助发生的情形、行政协助的拒绝、行政协助争议及处理);接替和代任;调卷审理。希腊《行政程序法》第33条规定：除非本法有除外规定，本法典生效后，旧法中关于同一事项的规定被废止。然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分析显示，人们对非正义感的感觉要比对正义感的感觉更灵敏。

(2)行政程序应当以公开的方式运行，体现为程序公开原则公开原则指行政机关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众或者相对人公开，使公众或者相对人知悉。在通过更加平衡和有效的特定方式来处理经济全球化给主权国家所带来的压力方面，共识民主被认为比多数主义民主具有更强的能力。《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在立法架构上的一大特色是将行政公开制度与行政听证制度从行为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章。该试拟稿第102条与其他行政程序法律的关系中进一步细化规定如下：本法生效以前颁布的法律、法规、行政规范，凡与本法规定不一致的，应适用本法的规定;凡本法未规定而以前颁布的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有规定的，其规定仍可适用。

因为政府是社会信息的最大占有者，当信息在信息时代具有资源的属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时，公开意味着政府信息利用的提高，相应会增加社会的财富。挪威《公共行政法》第1条规定：本法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可以不规定行政规划。本文希望通过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行政程序法典与其他单行法的关系、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选择、立法架构及立法路径等问题的探讨,为推动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献绵薄之力。

[16] 参见吴德星：《论中国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但行政程序法典不同于刑法和民法，尽管包括实体法，但主要不是实体法。1.事前型事前型是指仅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如何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不涉及事后行政复议程序，如日本、韩国。如果不对之加以规范，不利于保护相对人。行政决定及时作出一般通过以下规则来实现： (1)为行政行为的作出规定合理的期间。翁岳生教授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德国的做法为行政法学者所苦苦追寻的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找到了实现的途径，在行政法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尽早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在数次国际性、全国性行政程序法研讨会上，都受到来自实际部门的人士的质疑。[9]效率原则通过以下机制来实现：第一，为行政程序的运行设定时间要求，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作出行政行为。

其理由为：①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第一部分：一般原则此部分包括两章，规定了定义、适用范围、一般原则。

在此前提下，二者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哪一种关系，而是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基本与非基本、互相补充的三种关系。该规章在章节安排上以行政权力概念为核心，与我国行政法体系基本一致，其立法架构遵循以下思路：总则(第一章)———主体(第二章)———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章至第七章)———事后监督和责任追究(第八章和第九章)，其中每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架构则遵循程序的开始———过程———结束的线性结构安排制度。

四、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是指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计划是预先确定的目标及有关必要实现手段的主观设计，是有关安全、简便和迅速地实现预定结果的草案，是计划行为的结果。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选择没有哪一部法律像行政程序法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如此巨大的内容上的差异，有的国家如美国、奥地利、瑞士等仅对行政程序通则作出规定，而有的国家如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不仅对行政程序作了一般规定，还对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程序作了特别规定;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和瑞士仅规定了程序内容，而有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则不仅规定了程序内容，还包括实体内容;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瑞士、荷兰仅规定了外部行政程序，而有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不仅规定了外部行政程序，还规定了内部行政程序;有的国家如日本仅规定了行政的事前、事中程序，而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不仅规定了行政事前、事中程序，还规定了行政事后救济程序。而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承载了太多的使命，隐含了太多的价值追求。

而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所谓法典化，是指将判例、学说等形成的法律原则予以条文化、成文化，使其成为形式意义的法律。而在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四川以及石家庄、乌鲁木齐、济南、宜春、南昌、延安、新余等市制定的《行政执法条例》中， 80%以上的条款都是程序性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3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本法规定为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延续使用了五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

此部分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及行政行为效力变更的几种情形(无效、撤销、废止、补正等)，应当置于行政权力运行程序之后，作为第四章。统一法典生效后，旧法中关于同一事项的规定被废止，适用统一法典。

采用此种规定的有德国、挪威、瑞典、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大陆面临的问题与之是相同的，应当借鉴德国和台湾地区的成功作法，借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之机，规定部分实体问题，以更好实现依法行政的目标。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体系中，行政法涉及事项众多，凡有关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的法律都属于行政法的范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通常制定专门立法规定。

第三，根据行政事务的繁简实行程序分流，区分一般程序、简易程序、正式程序规定不同类型的程序制度，适用于不同的情形。广泛的参与机制保证了决策建立在共识民主基础上，决策由不同利益团体共同作出，责任也由不同利益团体共同承担。

逻辑上先有程序运行、后产生结果。(2)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

葡萄牙、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和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种类、合同应具备的条款、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合同的生效、变更和无效以及合同争议的解决等内容。因此，行政程序法可以从此角度分为程序型和程序与实体并存型两种。